晏阳初的“乡建梦”——晏阳初乡村建设理念、方法和途径

 【编者按】农，为天下之本。中华文明，因农而起，因农而兴，因农而久远。自古以来，乡村不仅承载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蕴含着“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秘笈。乡村振兴是中国千百年以来的期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近代以来无数充满爱国情怀的仁人志士为之努力奋斗的梦想。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实验室”，到21世纪中国全域“乡村振兴”，沿着“乡村改造—乡村建设—乡村改革—乡村振兴”的演进路径，聚焦“乡村现代化”，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内在逻辑和理论谱系。今特刊载知名作家、《晏阳初》作者苗勇梳理的晏阳初乡村建设理念、方法和途径。

      晏阳初奉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他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世界上无论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国势强大而人民衰弱与人民贫困。中国号称有四万万之众，但90%以上的人民是贫民、愚民、病民。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强？怎么能富？在这数以万万计的劳苦大众中，有多少勤劳朴实的一般群众，同时也一定有无数英雄志士，有许许多多的大发明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实业家，但是由于政治腐败，社会环境不良，经济贫困落后，宝贵的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发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变成了殖民地。为什么会成为样？就是因为我们丢了本，没有从根本上去重视建民、强民、富民工作，本不固，国家自然不会强盛。
      晏阳初长期在国外求学，毕业于耶鲁和普林斯顿双料长青藤大学。但在乡村建设中，他反对全盘西化，明确提出要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开展建设。他很厌恶的说：近代以来，中国的许多读书人，跑到欧美去留学，染习西化，回国后俨然一个“西洋人”了，吃的穿的，一切的一切，都西洋化了。与中国的劳苦大众、平民、农民、苦力，根本就没关系了。还有一批正经读书人，相信文章救国、文章建国，而看不到劳苦大众中蕴藏着无穷的伟力。以上这些人应归之于“民盲”之列。
      晏阳初认为，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应带头为中国寻找出路。提出知识分子应回归大众，走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他崇尚“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平民解决问题”的精神，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上的书斋作风，反对读书人成为脱离农村的一种特殊阶级，主张回归到大众当中，相信知识分子的这种转变“对于中国、整个社会将有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瞎子”，两种“盲人”。一种是生活在社会性底层的不识字无知无识的瞎子，叫“文盲”；一种是虽有知识，但处在社会性上层，远离劳苦大众，不了解广大人民疾苦，更看不到人民身上的潜在力量，这种人也叫瞎子。
      晏阳初回国后，尽管他已经有了在一战欧洲战场教授劳工识字的经历，但还是身体力行，用了大半年时间，深入到中国19个省份开展农村调查研究，对当时农情国情进行了深入了解。1926年开辟定县实验区后，他率领平教会全体成员及家属深入到条件艰苦的定县，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在深入实际中树立了他的农村农民观。华东师范大学纪军教授在《晏阳初的农村教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将其归纳成四个方面：
      第一，农村的重建必须从教育开始。晏阳初认识到，中国是以农为主的农业大国，最为广大的是农村，农民人口占大多数，只有将潜藏在民间的巨大人力资源开发出来，促成农村的复兴，民族才有希望。他笃信教育的重大作用，认为平民教育的重点应转向农村，农村的重建必须从教育开始，“有教育才能自动组织，有组织才能有力量，才能创立新的生活方式，建树新的社会结构”。
      第二，坚持“民为邦本”的思想。晏阳初重视民众自强在农村改造中的关键作用。他认为民主是有前提的，当“人民在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基本力量：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组织力未曾开发出来，如何谈真正的民立呢？” 他提出安定、繁荣和“民立”理想，必须从为人民谋福利的基础入手。“安定，首先是人民的安定，使人民安定，才是社会安定之本”。教育的作用在于启发、培养和加强民众力量，催其觉悟，给其知识和能力，促其自力更生。 
      第三，农村中最需要教育的是青年。晏阳初认为：农村教育的对象应涵盖所有农村人口，是全民的教育，但同时又强调区分轻重缓急。他通过大量的农村调查得出结论，“农村中最需要教育的是农村中的青年，最缺乏教育机会的，也是农村中的青年”“青年有积极创进的勇气，是建设的中坚分子，又是直接生产者。如受到相当的教育，在有经验的成人指导之下，可以使整个社会移动，自动建设”。
      第四，实施终身教育。晏阳初关注教育的连续性，强调割裂进行的教育不利于人一生的发展，农村教育必须着眼于整个人生的历程，开展全人生教育，他指出“民众教育一个任务，是对于人之一生都有其适当的教育”“教育的范围应该放宽，时间应该放长，自出生到老死，都在教育活动之中，生活的过程就应该是教育的过程。”

      晏阳初认为，深入民间的目的是为了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人民大众解决问题。要彻底地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虚心地向农民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要当人民的先生，首先要做人民的学生。强调知识分子在与平民结合的时候，要从根本上破除“上智下愚”的传统封建观念。说要想使自己的乡村改造事业取得成功，非要和农民打成一片不可，非要向农民学习不可。
      晏阳初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方式开展乡村建设。在他的带领下，当时国内文化教育界许多知名人士，以及众多留美、留德、留日的海外归来的博士、硕士，放弃大都市优越的工作条件与舒适的生活环境，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最多时超过500人，“博士下乡”成为美谈。有专家说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
      用晏阳初自己话说，“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
      晏阳初这样注解走进民间的真实意图：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
      晏阳初身先士卒地穿起粗布大褂，与农民闲谈之时，他还拿起呛人的旱烟管猛吸几口，并夸赞“味道不错”。事实上，他并不抽烟。一位老人还记得，这位城里来的先生还学会用方言跟农民说话。晏阳初和他的同仁散居在农民的土屋里，生活上完全同农民打成一片。

      晏阳初坚信平民是社会改革的主力，认为自然科学需要研究室，社会科学的实验也需要实验室，但这实验室不是在屋子里，不是在图书馆，而是在农村。他的工作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知识份子要沉下去。在他领导的乡村建设中，首先做的是对平民的启发、教育、宣传工作，让平民树立主人翁意识与从事改革的主动精神。一切计划、方案及方法都要与他们共同商量研究，要使我们所掌握的科学道理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不能固执已见，不能以为我们有知识，是大学士、大博士，就什么都懂得，一切都正确。他说：“有好多东西我们不懂，或没有真懂，反倒是农村的百姓具有真知灼见”。
      二是农民要参与进来。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的核心在于农村劳动力的培养和开发。他常说：“中国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人，从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成为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提出“建乡须先建民，一切从人民出发，以人民为主，先使人民觉悟起来，使他们有自发自动的精神，然后一切工作，才不致架空。”无论教材还是教学，他都必须首先考虑农民的可接受性。他说：“有些时候，我们的主张尽管正确，也需设法使它变成平民大众自己的主张。这往往需要耐心，而要说服等待，切不可操之过急，一厢情愿，简单从事，包打天下。社会改造事业，没有千百万觉悟了的劳苦大众积极参加，是一定不会奏效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三是主动性要激发出来。晏阳初认为须先促成平民“自力”，然后才有“更生”的希望。他指出“要达到开发民力的目的，须从整个生活的各个方面下手”，必须灌输知识，增加生产，保卫健康，促进组织，因为知识、生产、健康和组织都是一种现实的力量。“所谓开发民力，就是开发人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组织力”。晏阳初的自力更生思想和对“民力”的认识，代表了当时对农村现状的较高认识，在今天的乡村振兴中仍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晏阳初说：发扬民力，开发展力，改造生活，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千头万绪从何开始？要从平民最迫切问题入手，从他们所知道并能理解的地方开始，在人们现有的基础上来进行改造，要求乡村工作人员将复杂而高深的科学知识简单化，用中国话来说就是要深入浅出。如果农民听不懂，用不上，一切都将成为空谈。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固然是一神圣而伟大事业，但必须从基础上做起，万丈高楼平地起，必须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脚踏实地，集腋成裘。
      比如，在定县时，他用灯笼的方式让大家学习节气。在定县试验中，晏阳初他们为让平民接受农谚和节气歌谣，将其写在晚上的用以照明的灯笼上，趁着大伙儿乘凉的时候进行讲解。《晏阳初》一书中这样描述：
      白日里到田间地头与他们拉家常的那群城里“先生”，在夜幕里，他们每人手提一盏灯笼，和白日一样的一身长袍，满脸微笑，从村口缓缓地向乡亲们走来。
      他们的灯笼很特别，上面画的不是花鸟楼阁，而是写着农谚和节气歌谣。
      一路上，他们会停下来，问乘凉的村民：
      “老乡，你们认识灯笼上的字么？”
      “老乡，这上面是农谚，说的是‘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
      “哦……”
      “老乡，你们知道这农谚的意思吗？”
      “不知道呢……”
      “它说的是播种的事呢，白露、寒露、秋分都是一年三个节气。‘白露’呢，通常在每年的9月7、8、9日交节；‘秋分’节气，通常在每年的9月22、23、24日交节；‘寒露’节气，通常在每年的10月8、9日交节。‘白露早’的意思是说，9月上旬种小麦呢，时间就太早了些，而到了‘寒露’节气，也就是10月上旬那个时候，播种小麦又太晚了，而只有在‘秋分’这个节气，也就是9月下旬的时候，播种小麦，才是正好的时候……也就是说，再过一段时间，就要抓紧时间来种小麦了……”（此处月份指旧历）

      晏阳初所谓的表证，就是“榜样”的意思，用我们今天的说话，就是抓点示范。晏阳初在乡村建设中，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定县实验，以县为单位，进行全国化的社会大试验。后来，又将这种方法推广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科学深入民间。
      定县实验中，生计教育的成效如何，关系到农民投入乡村改造的热情，关系改造运动的成败。如何推行生计教育，在当时的中外教育史上又无前例可循。采用传统的学校式的正规教育方法更是不可行的。于是，他们创造了表证农家的方法：挑选平民学校成绩好并热心农业技术改革的农户，作为表征专家。以此作为当地农业推广的中心与农业经济建设的枢纽，通过他们实地操作、实际成果与现身说法，向其他农民做表演示范。这样就把课堂搬到了农田、变书本教学为实干学习。
      要想让农民改变观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必须得有让他们信服的成绩，农民很实际，光靠嘴说，是没有人会相信的。《晏阳初》描写了这样一个事例：
      见农民棉花产量低，生计教育部主任冯锐和村子里颇有见识的老人谈起这个话题，他小心地问：“老人家，您每年的棉花产量这样低，为什么不考虑换一下种子呢？”
      老人很诧异地看着冯锐，好像他的问题很奇怪一样：“什么新品种？村子里世世代代都这样种棉花，收成都不错的，我种了几十年的棉花，产量都差不多，棉花的收成就这样了，人啊，不可心太厚了，小心土地爷报应的……”
      意思很明显：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先生，读书也许可以，种庄稼嘛，还得向我请教呢！
“选一个新的品种，产量说不定会好些的。”冯锐提议道。
      老人抽了一口旱烟，慢条斯理地说道：“我种了一辈子的棉花，知道该怎么种的！”
冯锐碰了个软钉子，于是想到了实验示范基地。
      翟城村实验示范田周围是村子里村民们大大小小规则不一的农田。春天的暖阳里，周围农田里村民们的麦苗才绽新芽，实验田的麦苗早已是绿油油的了，引得周围的农民们纷纷称道，却还有些老农不服气，不屑地说：“长得好有什么用，要等最终收割了才知道，光长苗，收成可不一定会好的。”
      完全是轻蔑的语气，言外之意，是根本不相信这群读书人能务农种庄稼。
      冯锐和助手们一点也不恼，他们也不分辨什么，只是细心地侍弄着自己的试验田……

从1927年冯锐带人入驻定县开始，到1933年，定县的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麦品种改良，谷子改良，鸡鸭等家禽和生猪优质品种的引进，科学耕作技术引进，新型农具推广等等，都极大地增加了定县农民的收入。

      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所进行的一切，不是为了装饰陈列，专门拿来供人参观的，而是为了在农民实际生活中发生效应的。
      定县试验过程中，吸引了国内外各界人士前来参观。但有些人对定县乡村改造的市政设施感到失望，认为没有平坦的马路与象样的建筑。晏阳初说，我们向来不主张做表面文章，我们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多年来一直靠募捐得来的资金维持事业，从来舍不得多花一文钱。 我们要扎扎实实搞实验，注重实绩，企图为各地各国提供一个示范的模型，这个模型是看得亲切，学得容易，富有实效。我们没有忘记，自己的事业是为广大贫困地区的劳苦大众服务。如果我们提供的模式是一种中看不中用的东西，那就失去了乡村改造的意义。
      从1926年开始，晏阳初领导他的平教会，先后开展了河北定县实验、湖南衡山实验、四川新都实验、四川华西实验。以农民教育为着力点，以乡村建设为重点，力图实现民族再造。

      晏阳初认为，乡村改造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因为“社会与生活都是整个的、集体的、联系的、有机的，决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支离破碎地解决问题”，要“连锁的进行全面的建设”。如果仅从一个问题上动手去做，多少可以有些成就，有些帮助。但零零碎碎去做，不但费时间，不经济，而且往往顾此失彼，效果也不能持久。所以，要用系统的方法来全面解决问题，不只在每个具体的问题上零碎地去做一点事，而是把整个问题全部解决了。
      晏阳初以系统化的视野审视农村教育改造。在开展乡村建设时，他通过深入调研，冷静分析后认为：农村的问题千头万绪，认定农村主要存在“愚、贫、弱、私”四种问题。
      “所谓‘愚’，是指大多数人，不但缺乏知识，简直目不识丁,85%的人都是文盲；”
      “所谓‘贫’，是指大多数人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根本谈不到什么叫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
      “所谓‘弱’，是指大多数人是无庸讳辩的病夫，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无从谈起；”
      “所谓‘私’，是指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
      于是便因地制宜提出四大教育。一是文艺教育攻“愚”。简化汉字，教育农民读书识字明理，并以培育农民剧团的方式，提高农民的艺术力和创造力。二是生计教育治“穷”。传授农民现代农业知识与技术，培育合作社等经济组织，提倡农民搞副业，增加农民经济收入。三是卫生教育攻“弱”。创建农村医药保健制度，避免了因贫无法治病，因病加剧贫穷的恶性循环；四是公民教育攻“私”。即培养农民的道德意识和集体观念。

      晏阳初认为，社会既然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乡村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就需要在进行这项工程的过程中统盘筹划。比如：乡村最迫切的问题是贫穷，为了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自然首先是发展生产。但是，如果不同时重视教育，不努力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与生产技能，不加强人们道德观念和社会思想认识方面的工作，不提高人民主意识与自治能力，不注意提高人民身体素质，不加强卫生健康教育工，只是纯抓生计，抓生活方式，抓眼前的枝节的致富而不知致富道理、道路、技能、以及目的与各方面的保障，不注意巩固与提高的措施，是行不通的。且不说生产搞不上去，即使搞上去了，也不能使社会和个人得到均衡的巩固和持久的发展。人的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都是多方面的，并且彼此之间互相联系，满足了一方面的需要，只是解决问题的某一方面，只有使各方面的发展需要都得到满足时才能得到均衡的发展。单方面的考虑和解决问题，即使某一方面成功了，但由于其它问题未解决，这种成功也是暂时的，势必要被未解决的问题破坏掉，或者形成畸形发展的新问题，阻滞社会进步。为此，为减少传染病，他指导农民修建井盖，适时消毒灭菌；乡村缺少医生护士，他们就在各处建立各区保健所，培训医生、护士；同时，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向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为了帮村民增加收入，他们引入优良棉花；为了启发村民民主意识，他们先后组织成立了平民学校同学会和村民自治组织。以经济建设为例，晏阳初所说的农村经济建设，主要是在农业方面开展生计教育，以达到增加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的生活的目的。但他并不是单纯的开纯的开展经济建设，而是在改良牲畜品种与农作物的同时，开展家庭手工业，建立农村合作组织，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发展链条。
      一是改良和推广牲畜品种与农作物。猪种改良实验开始于1928年，让本地母猪与纯种波支公猪交配，这样便产出了第一代改良猪种。教授农民改进饲养方式，科学方法调配猪饲料。杂交产出的猪种在全县得到推广，被称之为定县猪。将定县猪与华北各地猪种进行比较实验，在其中挑选出良种。
      平教会于1930—1933年大力推广美国力行鸡和本地母鸡交配产出的改良鸡种，进行鸡舍改良和疾病防疫接种。
      农作物于1927年开始育种，主要品种为高粱、棉花、玉蜀黍等。其中棉花先后育成“南京脱字棉”，因而在1936年，这种优质棉花被正式推广。
      在园艺方面有白菜改良技术、葡萄栽培实验等。此外平教会还对病虫害防治工作、土壤改良进行了大量研究实验工作。据调查材料，由于平教会的工作，定县在抗战爆发前已成为无文盲县，消灭了天花；而平教会当年引进的良种猪、优质白杨和良种苹果，现在依然享誉河北，致富于民。
      二是开展家庭手工业。晏阳初指出：提倡副业，发展农村工业，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有效途径。一般人的注意力很容易集中在农业，因为中国是自古以农立国，但忽略了家庭手工业的重要性。在实际生活中，农民可以广泛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这样可以补贴家庭生活费用；并且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为他们走出农村创造有利条件。平教会通过改进并组织这些工业，在财政、购买和销售等方面实现集中管理，乡村工业生产规模变大，收入增加。
      三是建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自助社是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初级阶段，为合作社的出现而准备。自助社作用是对农民的进行资金的救济，它是一个临时经济组织，自助社的社员可以从银行取得一笔比乡村利率低很多的低息贷款，这样就消除了农民在收获农作物后就得立即将其产品卖掉的紧迫感。合作社是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更高一阶段。平教会根据全县经济活动区域的分配，将定县划为南北两弱区。县联总会职能是执行全县合作行政与合作教育、主办农民合作银行，强化个别有优势合作社的信贷地位等。

      乡村改造既是一种社会改造运动，就意味着要对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种种问题采取革命的措施，弃旧图新，走向光明。晏阳初说：“我们肩负的使命要求我们应当永远迎着困难上，向困难挑战，最终战而胜之。因循守旧，得过且过，就会固步自封”“我们当今处在人类社会的一个大变动时代，改革是时代的潮流，要创造一个新社会，自己就必须与时俱进。要有旺盛的斗志，时时刻刻准备应付各种困难与挑战”。
      晏阳初在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中，连年的战争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不说，还曾受到军阀的威胁利诱，受到地主与高利贷者的围攻，受到贪官污吏的刁难与破坏等等，但他们始终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战乱不足忧”，永远迎着困难上。

      晏阳初认为，平民并不缺乏智慧，而是缺乏发扬这智慧的机会。平民教育也不是以慈悲为怀的施米施粥的贫民教育，而是培养国民元气，改进国民生活，巩固国家基础的新型教育。乡村改造是为了民族再造，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是乡村改造的主力。知识分子回到民间去，不是包办代替，而是启发教育农民，激发调动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培养他们自发自动的精神。
      晏阳初的这种精神起源于欧洲一战法国战场为华人劳工服务时，在工作中他发现，这些处在社会底层的劳工“苦力”虽然被英法美各国的士兵瞧不起，却并不蠢笨，只是因贫穷没能接受教育。于是从常见字中挑选出一千字，编成学习材料，办起了识字班，鼓励工人免贵学习，还用白话文编写《驻法华工周报》，用通俗的语音向工人宣传新思想。其中一件事对晏阳初震动很大：一位“苦力”来信中说:“先生大人，你自办报以来，我知道了大多天下事，但你的报太便宜，恐怕不久以后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个法郎捐给你办报。”这件事深深震撼了晏阳初，多年后，他说起此事“是“苦力”教训了我，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救济，而是发扬——发扬他们的潜伏力。生意人知道开金银矿的重要，却忘记了脑矿。而世界上最大的脑矿在中国。几亿中国农民穷在什么地方?便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的潜伏力，埋没了他们的脑矿。
      许多中国的像林肯、爱迪生、杜威这样的英雄豪杰被埋没了。我从此有了志愿，回到中国不升官，不发财，一生努力开发这个脑矿”。这个，也就是晏阳初的一大发明的起源。
后来，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四大自由”号召后，一九四三年，晏阳初提出“第五自由”。他说：如果没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其他“四大自由”即民主与和平目的都不可能达成，没有任何一国能超越其民众而强盛起来的。
      晏阳初说:我们不是包打天下的英雄，我们不是解救众生的基督，我们只是广大平民的朋友，乡村改造的事业没有千百万劳苦大众的自觉参与，是一定不能成功的！他在定县实验中，相当部分工作就是协助启发农民自动自发精神与习惯，并注意拔掘有领导潜能的农民作该村推行乡村改造工作的辅导人。后来，美国和平工作团及在世界活动的美国各基督教会也改变以往在落后地区发放食品衣物的办法，推行平民教育乡村改造工作政策。美国基督教会也采纳晏阳初这一观念，废弃原来在落后地区散发衣物食品的救济工作，另设发展部门，使他们能自立自助、自主发展。（作者：苗勇，《晏阳初》一书作者，知名作家，四川省总工会副主席）